第489章 概说南北朝 (第2/2页)
　　
　　三吴（吴郡、吴兴、会稽）地区的经济发展尤为显著。刘宋在乌程修筑吴兴塘，灌溉农田二千余顷；又在会稽一带开垦湖田，“皆成为优良产业”。东晋、南朝政府的各类支出，主要依赖三吴地区。洞庭湖周边的荆、湘地区发展也颇为迅速。梁罢除义阳（河南信阳）镇兵后，“江湖诸州皆得休养生息，开垦农田六千顷。两年之后，仓廪充实”。
　　
　　与浙江相邻的闽中、鄱阳湖周边地区，也取得了较快发展。此外，淮南地区土地肥沃，流民集中。江南地区普遍实行麦稻兼作，岭南则种植双季稻。元嘉之前，淮南是经济发达之地。元嘉末年，因宋魏战争，淮南遭到破坏。经过齐、梁两代的经营，江淮间部分地区的生产迅速恢复并发展。益州素有“沃野天府”之称，物产丰富。广州同样是富庶的经济区域。
　　
　　当时南朝的作物品种日益丰富，耐寒及越冬作物愈发普遍。仅水稻品种就达30余种。昔日中原地区的麦、菽、粟等耐旱及越冬作物在南方得到种植与推广。仅谢灵运《山居赋》中提及的农作物就有稻、秫、麻、麦、粟、菽等，蔬菜、果木及水生作物更是繁多。至迟在陈朝时，麦粟之类已成为封建政府征收田赋的内容之一。此外，经济作物的栽培超过两汉时期，不仅具有鲜明的南方特色，还出现了一些专门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。在水稻种植方面，尽管仍保留传统的火耕水耨耕作制度，但随着人们对水稻生长规律的深入掌握，其内涵已有显著变化，精耕细作程度加强。火耕不再是唯一的杀虫施肥方法，粪肥被广泛使用，绿肥也日益普及。
　　
　　东晋、南朝时期，水利工程取得显著发展，特别是小型水利工程逐渐普及，形成了沿港滨湖地区以水网圩田为主、山地岗阜地区以陂塘堰坝为主的特色。
　　
　　此外，南朝在牛耕有所发展的基础上，发明了单牛、短辕的框型犁。它的出现，对农田耕作产生了重大影响。与此同时，适合南方水田生产的犁、耙等工具也日益完善。
　　
　　在南方经济发展过程中，南、北士族地主皆采用田庄形式进行生产。北方士族南迁时，携带大量部曲和佃客，但缺乏田地。因此，他们四处“求田问舍”，不择手段地谋取土地，如刁逵在京口一带掠夺土地达万顷。与此同时，南方士族地主也进一步扩充自身经济实力。
　　
　　士族地主在其占据的平原和山泽上建立田庄，当时称作“墅”或“园”。例如，会稽士族孔灵符在永兴建墅，“周边达三十三里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，包含两座山，还有九个果园”。谢灵运在始宁的墅有南北二山，山上有五个果园，沿水渠两岸有大片良田。
　　
　　在士族田庄经济中，农业占据主导地位。田庄内有大量耕地，并有河湖水渠等水利灌溉系统。耕地上种植着稻、麦、粟、桑、麻、蔬菜等作物。仅次于农业的是园林业，经营竹木果树等。此外，还有养鱼业和畜牧业，并且从事纺织、酿造、制造生产工具等多种手工业生产。由于经营多种产业，士族地主田庄具有自给自足的特点。
　　
　　田庄里的生产者主要是佃客、部曲和奴隶，士族地主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十分残酷。但在东晋和南朝前期，田庄将大量劳动力组织起来，在山区水滨进行垦植，且士族地主还关注生产，此时地主田庄对江南地区的开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。后来，随着门阀士族日益腐朽，田庄逐渐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。
　　
　　自耕农是当时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，也是封建政府剥削的主要对象。他们对政府的负担主要有租调、杂税、徭役三项。宋、齐时期的田租大致沿袭东晋后期制度，即口税米五石。户调剥削方面，宋孝武帝规定：“天下民户，岁输布四匹”，岁输布四匹只是每户农民应纳户调的平均数额，征收时仍采用“九品相通”的办法，即先评定户产，确定户等，再依据户等高低分派。战争时期，普通农民也需承担兵役，各种徭役更是随意征发。因此，许多自耕农破产流亡，越来越多地沦为士族田庄里的部曲和佃客。
　　
　　东晋南朝时期，纺织业颇为发达，养蚕技术已相当成熟，豫章等地一年可养蚕四、五熟，永嘉等地一年可达八熟。丝、绵、绢、布等是南朝调税的主要项目，因此纺织成为民间普遍的副业。其中，荆、扬二州的纺织业尤为兴盛。锦业在益州也久负盛名。刘裕灭掉后秦后，把关中的织锦户迁至江南。南朝后期，织锦业也发展起来。富豪人家身着绣裙、脚蹬锦履，用彩帛制作杂花，以绫作服饰，锦作屏障。
　　
　　北魏初期，每匹绢价值千钱，孝文帝之后降至二、三百钱，这表明丝织品的产量有所增加。
　　
　　南北朝时期，政府均设有专门官员管理矿冶。建康尚方设有东、西二冶（宋、齐时有南冶，后废除），州、郡有矿冶的设冶令。此外，还有不少私家冶铺作坊；北朝从北魏道武帝开始，也设置官冶，铸造兵器。
　　
　　在冶铸技术方面，用水排鼓风冶铸已在南朝应用。炼钢技术也取得重大进步。当时还发明了一种杂炼生铁和熟铁的灌钢法，即将生熟铁混合冶炼，火候适宜时，生铁先熔化，渗入熟铁中，然后取出反复锻炼，即可成为优质钢，用于制造宝剑、刀、镰等。灌钢法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钢铁冶炼技术，用它生产的铁除制造武器外，还有较多剩余，可用于制造生产工具。尤其是坚硬耐磨的灌钢工具的出现，是生产工具的一大革新，为丘陵、岗阜、湖泊、沼泽、滩涂的开垦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　　
　　煮盐方面，北魏池盐产地主要在河东郡，产量颇丰。东魏、北齐时期，海盐产量巨大。盐的生产主要由官府掌控。
　　
　　东晋南朝时，瓷器烧制有了新发展。当时瓷器的代表性产品是通体青釉的青瓷，产地较为集中在会稽郡（浙江绍兴）一带。青瓷胎质纯净，硬度高，釉料均匀，通体青莹，造型多样美观。考古发掘表明，江南许多地区的制瓷技术逐渐闻名，且各有特色。
　　
　　北朝时期，劳动人民成功烧制出了白瓷。
　　
　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，加之江南河流纵横，水上交通便利，为商业繁荣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有利条件。
　　
　　士族豪强兼并土地，官府赋税徭役繁重，许多中小地主和农民被迫从事商贩活动。贵族官僚享有免关津税特权，任职结束时携带大批货物作为“还资”，然后转贩各地。官府征收租调要求农民折钱交纳，农民无奈只能出卖仅有的农副产品。因此，南朝出现商业畸形发展的现象。
　　
　　当时南方的重要城市有建康、江陵、成都、番禺（今广东广州）等地。建康是东晋南朝的政治中心，也是长江下游的经济中心，“贡使商旅，船只数以万计”。萧梁时期，建康城内居民达28万。城内有四个市，秦淮河北有大市和小市十余处。会稽、吴郡、余杭等地同样“商贾云集”。
　　
　　番禺是海外贸易中心，南洋各国以及天竺、狮子国（斯里兰卡）、波斯（伊朗）等国的商船，“每年数次到达”，或“每年十余次到达”。江陵“地处雍、岷、交、梁的交会之处”，商业也较为发达。成都不仅商业繁荣，还是高级丝织品的重要产地。市场上既有奢侈品，也有普通的生产、生活用品。商贾中，小的在店铺中坐贩，大的则转运货物于四方。商税是南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。
　　
　　南北朝时期，币制混乱，缺乏统一性与连贯性；基本上实行钱帛平行本位；货币减重现象普遍，通货膨胀时有发生；币材广泛，除铜币外，还有铁币、铅锡币、金银币等；钱币单位定名为“文”，以千文为“贯”。